艾滋病疫情底数为何难以摸清

    在近日召开的“全球企业应对艾滋病中国联合峰会”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认为，疫情底数不清已是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根据卫生部和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评估，中国约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然而，到2004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06990例，病人23955例，实际掌握的数字只占感染者估计人数的12.7％。虽然经过一年努力，中国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掌握数字由2003年底的7.4％提高到12.7％，但目前的掌握率仍然不高。

　　“防艾就像打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不掌握准确疫情就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有多少，就难以确定有效的办法去消灭它。”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这个形象的比喻，道出了掌握疫情底数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为什么艾滋病疫情底数迟迟不能摸清呢？

　　疫情摸底难在观念制约

　　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衡水市开始了艾滋病疫情的调查摸底工作。到今年3月中旬，调查告一段落。“有点儿成绩，但发现的问题更多。”负责调查的该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说。

　　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衡水市总人口约423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去年下半年，按照卫生部和省卫生厅的统一部署，衡水开始了以既往有偿供血人群为重点的艾滋病疫情摸底。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老百姓观念比较保守等客观情况，经过反复掂量，他们最终确立了三种调查途径：一是利用血站采供血记录，调阅1990年到1998年间所有献血员资料，然后逐一上门调查；二是在在押和服刑人员中展开普查；三是深入大中型医院的外科、骨科等临床用血较多的科室，通过以往供血记录搜寻供血者。

　　方案看起来设计得不错，但真正动起来却冒出一大堆困难。血站的很多材料因为时间太长已残缺不全，最初供过血能追到具体人的不多，服刑人员普查需要反复协调多个部门。到医院临床科室调查难度更大，这些科室一般不了解供血者情况，需要幕后的“血头”支持，可“血头”们只认钱，“供”出一个供血员必须支付报酬。

　　部门协调也好，支付报酬也好，毕竟属于“硬”困难，经过努力都能克服。克服那些看不见的“软”困难就难了，比如观念。有个农民的血样初筛阳性，调查人员决定再去复检确诊，结果去了几次都没找到人。调查人员偷偷找村干部帮忙，村干部说，你们别来了，那家人已经放出话来，说他们家人没病，谁再来抽血，就跟谁拼命。

　　“一共查了6000多人，没一个痛快的。”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感叹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算幸运的。一是结果让人松口气，没有几个阳性，二是我们这里落后，娱乐业不发达，吸毒的人不多，否则累死也查不清。

　　疫情调查难在“底档”不清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吴尊友教授认为，造成艾滋病疫情底数难以摸清的直接原因，在于目前重点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的底数难以摸清。所谓高危人群，指的是有艾滋病传播高危行为的人群，一般包括吸毒人员、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男性同性恋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长途客车司机、医院匿名检测人群、孕产妇、有职业暴露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有高危行为的人群等。

　　不能有效掌握高危人群，也就很难发现病毒感染者。以娱乐场所从业人员为例，由于该群体流动性大，其中提供性服务者（暗娼）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而且极易受到政府行为，如专项打击行动的影响，很难准确掌握其数量。随着性传播、母婴传播比例的不断上升，这个人群在艾滋病感染者中所占比例肯定还会越来越大。这种困难在吸毒者、男性同性恋等人群中也同样存在。

　　摸清疫情底数需要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做基础，但由于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相关培训工作没有跟上，艾滋病专业防治人员能力明显不足，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吴教授曾经到某个艾滋病高发地区调研，发现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资料中竟然有50％的人感染途径不明。吴教授说，已经追查到了个人，还弄不清感染途径，流调人员的水平急需提高。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疫情底数难以摸清还有一个原因，即很多卫生部门的官员有顾虑。部分地区卫生局长向记者表示，怎么处理“查出来的感染者”是个难题。虽然上面有通知，对查出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要落实有关救治政策，但国家规定的救治范围非常有限，很多地方政府也没有出台操作性强的措施，卫生行政部门担心查出的感染者不好善后。据了解，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部分地区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调查出来的感染者住在医院不走，弄得医院叫苦不迭。

　　掌握疫情需要多管齐下

　　艾滋病疫情底数难以准确摸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传染病，还与社会发展状况、人群普遍的心理认知程度以及法制建设等多种因素相关，所以，不可能像排查其他传染病那样把传染源彻底弄清。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对疫情摸底时普遍采取方法是建立在个人自愿检测的基础上，而且其目的只是力求使政府部门掌握的数字与实际感染数尽量接近。

　　有专家认为，由于我国国情，要想提高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掌握率，必须尽快理顺几个关系。首先应加快艾滋病防治的法制化进程，从法律层面上协调好防病与社会治安、打击不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协调好预防控制与救治之间的关系，真正作到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依法防治。其次，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努力消除针对艾滋病的社会歧视，逐步提高高危人群接受检测的主动性。再次，扭转防控艾滋病专业人员的培训中存在着“重医疗，轻防疫”的现象，加大防疫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流行病学调查质量。最后，要增加艾滋病监测哨点，改进自愿咨询监测服务方式，让自愿者能够方便快捷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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