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初，北京市发改委再次对80种中药饮片、14种中成药、16种药品补充剂型规格制订了政府最高零售价，并同时转发了国家发改委试行《药品差比价规则》通知。据悉，此《药品差比价规则》是国家发改委于今年1月制定，要求各地最迟于今年3月底试行，当中对同种药品因剂型、规格或包装材料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或比值做出了详细规定。
政府连续16次大幅降低药品最高零售价，为的是压缩流通当中的虚高价格，但是在目前医院掌控市场主动权的情况下，医院不会自动放弃利润，压缩的药价必然向上游延伸，最终，降价的板子打在了生产企业的身上。药企既不能与政府讨价还价，也不敢得罪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医院、药店，但是，药企会心甘情愿地承担降价的损失吗？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了药企应对政府降价的“高招”。
招数之一：转移市场
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在城里的大医院见到曾经热销的青霉素的身影了。经过国家发改委数次调价，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如今大约仅有0．7元，利润极低。于是医生干脆转开用与之疗效接近的头孢曲松呐类价格较高的药物代替。出于无奈，一些制药厂干脆提出“青霉素上山下乡”的口号，将市场重点放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
一旦某种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临床就很难再见到这种药品。其原因很简单，几乎没有哪种药是不能代替的。处方权掌握在医生手中，医生对低价药弃之不用，取而代之其他高价药品，利润空间少的药品只好转移市场，上山下乡。毕竟，高价药在那些地方比较没有市场。
招数之二：减产停产
四川一家药厂生产的左氧氟沙星价格降低后，在几家大医院的销售额迅速下降，从以前的200万元降至几乎为零。厂家被迫减少产量。治疗感冒效果很好的甘草片，记者在几家药店都没有买到。药店服务人员坦言：价格太低，很少有厂家愿意生产。
医药销售领域普遍存在一种“价格越高、折扣越大、销量越大”的所谓“逆调节”。降价药品在医院、药店最常见的遭遇就是不好销。原因当然并非百姓不愿意买，而是商家不愿意卖。既然医院不进，药店不要，企业按照市场规则总要以销定产吧，低价药销售渠道受堵，还能继续生产吗？减产、停产于是成为必然选择。
招数之三：更换包装
一种常用的消炎药在国家限价之列，按规定每瓶50粒售价7元，但厂家更换一下包装，变更一下名称，改为精致的盒装，每盒20粒，售价一下子便提到了38元。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原来一瓶装100片，换成盒装后，只剩下30片，价格却涨了好几倍。
不过这种办法今后可能会行不通了。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的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和调整药品价格时，根据平均生产成本、临床应用效果、使用方便程度以及治疗费用等因素，来决定同种药品因剂型、规格或包装材料的不同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即所谓的“差比价”，其用意直指药物变脸涨价的现象。但是复杂的计算规则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明白的，保证“差价比”政策落到实处，有效监督必不可少。
招数之四：申报新药
国家对新药的保护政策也给一些企业钻了空子。发改委大幅降低抗生素价格后，一些不愿轻易放弃抗生素市场的企业，纷纷打起了开发不在常见降价范围之内抗生素产品的主意，比如一些新开发的复方抗生素，像头孢氨苄＋ＴＭＰ，头孢羟氨苄＋ＴＭＰ等。据说这些新产品还十分抢手。而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为0．6元，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元到600元一支。
一位医药销售公司的负责人到京城某知名医院看了一回呼吸道疾病，开了1600元“新药”。他苦笑着说，如果按照出厂价，这些药在他们公司配制，大约只要200多元。
有关专家认为，这些所谓新药并不代表主流研发方向，无助于企业创新，也没有持久生命力，还可能会降低整个医药的研发水平。
招数之五：削减研发
北京太阳药业有限公司市场部的高经理告诉记者，发改委虽然降低的是药品零售价，但是出厂价肯定也要跟着降，因为在医院与药企的博弈中，医院始终是强势一方。该厂对于药价降低的直接反应就是裁员和减少研发投入。河北某抗生素企业市场总监也表示，药价降低了，公司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为了保住年初定的利润指标，只能压缩费用，其中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将原来预算每年1000万元的研发费用减半。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据悉，目前国际上开发一种新药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投资在10亿美元左右；我国开发一个二类新药，也至少需要投入4－5年时间，花费数百、甚至上千万元资金。药品降价的本意是压缩流通环节的虚高利润，但是现在看来，板子似乎打歪了。
药价怎么定才合理——
《药品差比价规则》
——消费者的监督武器？
据悉，国家发改委制定《药品差比价规则》其意就在于防止药品“变脸”涨价——政府在规定某一药品最高零售价后，药厂企业将其换个名字，重新包装上市，或者加入一些其他成分，价格就能翻着个儿向上涨。
不过，记者在药品最高限价开始执行之日始走访了几家药店，却发现药店里销售的药品很少能有和政府限价单上的药品在规格和剂型上完全相匹配的，京城一著名药店负责药价的人员告诉记者：“此次发改委限价的药品名单中我们在售的只有两种。以江西金水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金水宝胶囊为例，发改委限价单上规定33ｇ，63粒瓶装药品最高售价49．8元；而记者走访的药店要么没有药，要么就是45ｇ瓶装。如果消费者要知道这45ｇ包装的价格是否合理，则是否要根据《药品差价比规则》中的常用中成药剂型差价比价表来进行一番复杂的数学运算？面对众多包装和规格不同的药品种类，政府价格部门的人员是否也要参照表格运算一番才能进行监管呢？而且《规则》中有一条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变化情况，不定期调整、补充有关差比价系数，那么公众又如何来时时动态掌握如此繁复的变化呢？
扩充定价人员——消费者如何参与？
记者在走访药店的过程中还发现，即使有在政府最高限价名单内的药物，除了一些平价药店如德威治大药房的药价，其他药店销售价都是和政府最高限价保持齐头并进的水平。
在今年3月份，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高强曾直言，药品从出厂到销售至消费者，尽管涨了几十倍，但肯定没有超过国家最高限价的。这是因为政府定价太高。政府定价包括了留给药厂的利润，留给流通环节的利润，甚至还要给医院一定的利润空间。从药厂到医院，所有环节的利润都考虑到了，就是忽视了患者的利益。
政府定价的1000多种药品自1997年到现在，国家已连续16次降价，平均降幅达30％多，降价幅度如此之大，不由让人对政府制定的药价是否合理产生疑惑。
据悉，目前我国药品定价政策指非市场定价药品主要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具体负责，而目前医药价格处的在编人员仅为4人，而就是这4人要完成全国几千个品种甚至上万个品种的药品定价工作，任务可谓繁重之极，而有传闻说，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批准成立一个专门的药品定价中心负责对药价进行综合评估，以解决当前存在的政府药品定价不合理问题。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药学专家、经济学家、临床专家等，编制人数将达到30人左右。主要职能是对我国药品价格进行充分核定，针对药品的具体价格给出一个以合理成本为基础的建议，并上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定价药品的人数增加了近7倍，但似乎还是缺少了公众参与的透明度，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在今年的一份给政协的提案中认为，对广大患者的常用药、抢救用药等主要和重要药品，可通过召开听证会、电子交易平台等措施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和进行招标采购，逐步建立以合理成本为基础的核定办法，增强药品定价管理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不管多少人来给药品定价，终究是一小部分人来决定大部分人的利益，如果缺乏透明度，缺乏公众的监督，如何让公众来信赖药价制订的是合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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