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无名氏难倒救命人 政府性欠费造成沉重负担

　　本报讯41岁的刘炳栋悠闲地坐在大连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病床上望着窗外的风景。尽管现在他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但他并不想离开这里———“回家只有一张床，这儿有吃有喝，还有人照顾，为什么要走？”

　　一个多月前，当120急救车把他送到这里时，对于这条命能不能保住，医生们都没有多少把握：高血压、脑出血、脑疝……“进来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当晚我们就做了急诊手术。”神经外科主任熊文德说。“命抢回来时，人还不能自理。我们又请了护工24小时照顾，并继续住院治疗。”但让熊文德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也了解了患者的情况：下岗职工，离婚，根本没人管。你说我们能因为没钱就不给他治？可这治疗的费用如何解决？”

　　让熊文德闹心的并不只是刘炳栋一个人，同一个病房39号床的李少锋也是120送来的，入院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名字，只好在病例上写“无名氏”。“也是重症：重度颅脑损伤。”据说，后来李少锋的家属曾来过医院，可一见这么严重转身就走，再就联系不上了。所以，现已脱离危险需要康复的李少锋不得不还躺在重症监护的病床上。

　　为了治疗这两个患者，医院已经花费了4万多元钱。看来医院并不指望能收回这笔医疗支出了，因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家医院为此支付已经达到了几百万元，而且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让院长孙喜琢很担心：“救死扶伤、见死必救是医院的天职，可医院也必须依靠合理补偿来维持正常运转。如果这样的欠账越来越多，医院如何生存，对其他的社会成员又是公平的吗？”

　　在医疗界，这样情况被称为“政府性欠费”，对这种现象同样担心的还有卫生主管部门的官员们。市卫生局对此曾进行了专门的调查：2004年，仅局直属医院“政府性欠费”就高达340万元；2005年前10个月，这个数字为250万元，这还不包括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的医院。“120、110送来的‘三无’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生活无着人员以及部分城乡贫困人员是造成欠费的主要群体。”负责调查的官员说，“医院的负担很重了，我们不能让医院救活了命、治好了病还要背上经济负担吧？另一方面，一些急诊患者，因为担心付不起钱，病没治好就跑了，也存在医疗安全问题。”

　　那么谁来为这些“无名氏”埋单，谁又来让哪怕是最贫困的患者也不必为治病救命而担心钱的问题呢？现在，呼吁政府通过建立资金、社会慈善等方式解决“政府性欠费”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了。(大连日报姜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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