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和她患病的孩子

■本报记者庞皎明

　　“如果有机构能接受玮玮（化名）死后捐献的器官，他还能够在别人的身体上获得‘重生’……”蒙华丽眼含着泪水，望着瘫在床上的儿子，显得非常悲伤。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由于没有钱给孩子治病，蒙华丽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儿子的病情一天天加重。玮玮停止治疗已经3年，在蒙华丽看来，不久后“儿子可能就要走了”。

　　2006年3月8日，38岁的蒙华丽呆坐在海口市秀英区书场村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孤立无援。

　　“医药费怎么那么贵？一辈子攒钱我们也付不起啊”

　　“那天，玮玮的右手大拇指突然不能动了……”蒙华丽清晰地记得。那是2001年10月16日，她让儿子拎垃圾袋到楼下丢，当玮玮刚拿起垃圾袋时，蒙华丽发现，儿子的大拇指僵住了。此后，玮玮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叫嚷着脖子疼，天天如此。

　　2001年10月25日，蒙华丽和丈夫带着玮玮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做了核磁共振检查。“那是晴天霹雳呀！”蒙华丽说，诊断报告把他们吓呆了，玮玮脖子后面的脊髓里发现了肿瘤。医生告诉他们，如果不进行手术，玮玮将有生命危险，但在摘除肿瘤以后，也有可能面临终身瘫痪。

　　蒙华丽把玮玮送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住院部骨病外科，等待摘除肿瘤手术。玮玮住院一段时间后，医生一直没有给他动手术的决心：一来玮玮的神色还不错；二来这种手术风险太大，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及到脊髓神经。玮玮从骨病外科转到了神经（颅脑）外科。

　　2001年11月21日晚上9时许，玮玮忽然“一口气都喘不上来”。一个钟头过后，医院给蒙华丽下了儿子的病危通知书，并把玮玮转到了加强临护治疗病房（ＩＣＵ），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玮玮的命保住了。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想把玮玮的病治好。”蒙华丽说。1998年后蒙已经下岗，在外面做生意的丈夫成了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但昂贵的治疗费用让他们咋舌：

　　玮玮住院的床位费一天要160元，由于动手术后需要帮助呼吸，呼吸机每小时的费用要82元，此外，包括护理、用药费用在内，他们每天都要花费3千多块钱。

　　“我们哪来那么多钱？”说到这里，蒙华丽哽咽了。花光了他们夫妇多年的积蓄以后，蒙华丽开始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东借西凑终于筹到了2万多块治疗费，但那也只是杯水车薪。

　　“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的

 

摩托车等还算值钱的东西卖了。”蒙华丽夫妻花10多万块钱买来的房子，也以9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别人。“别说是9万，当时人家要是说只能给两三万我们也会卖掉的。”蒙说，玮玮是他们惟一的儿子，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要治好他。

　　然而，这只是蒙华丽爱子之心的一厢情愿，儿子在ＩＣＵ病房住了一个月以后，玮玮的医疗账号上没钱了。根据当时医院的估算，要完成玮玮的疗程，蒙丽华夫妇需要在账户上再存进10余万元。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蒙华丽下岗已经3年，在这3年中她一直都在打散工；由于孩子得病，丈夫的小生意也放到了一边。

　　他们已经向所有的亲戚朋友东挪西借，房子也卖掉了，当账号上没钱的时候，蒙华丽绝望了。医院停止了用药，并且强调如果他们实在拿不出钱，最好尽快搬病房。

　　玮玮并不是被医院抛弃的第一个病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零点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66％的城市居民没有任何

医疗保险。蒙华丽一家和“66％的城市居民”一样，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只要医疗账户上没钱，停止治疗已经几乎是中国所有医院的做法。

　　根据卫生部2003年的调查数据，近1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

　　而卫生部部长高强在3月7日也曾向公众坦言：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

　　“在医院的再三敦促下，玮玮都害怕了。”蒙华丽说，“儿子也懂事，他对我说，‘妈妈，没有钱我们就回家吧，别让人家赶我们了……’”如今的玮玮已不能说话，他喉咙里安着一根不锈钢的呼吸管，不停地发出“呼呼”的响声。

　　蒙华丽把儿子从省人民医院接了出来。“医药费怎么会那么贵？我们就算不吃不喝也攒不到那么多钱啊。”但她对医院的做法并没有太多的埋怨，“它们又不是慈善机构，医院也要赚钱”。

　　“不想放弃，但不放弃也等于放弃了”

　　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给医疗账号充钱的情况下，蒙华丽为玮玮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又不像我们平常人，看到别人生病都会可怜人家，他们几乎整天几乎都看到死人，也都麻木了吧。”蒙说。

　　2003年农历7月初八，玮玮8周岁生日。玮玮的父亲给儿子煮了两个鸡蛋庆祝生日——他们也只能煮两个鸡蛋了。第二天早上，蒙华丽的丈夫起床刷完牙后就走了，从此，至今也没有回来看望过蒙华丽母子。

　　“我本来以为，他是觉得作为男人却拯救不了自己的孩子，感到太痛苦，所以离开几天，没想到他却再也不回来了。”蒙华丽对于丈夫廖某的离去，已经从理解转向抱怨，又从抱怨转向了无奈。

　　因为蒙华丽一直在借钱，很多亲戚朋友与她的关系逐渐疏远了。由于丈夫的离去，蒙华丽没有了任何生活来源。她在省人民医院附近的书场村租了一间民房，租金每月100元。

　　3年来，蒙华丽除了卖菜，卖玉米，还给建筑工地的工人当过煮饭的阿姨。如今，她在省人民医院当“特护”。如果有病情严重的病人需要24小时陪护，那等于给她最大的帮助。“做一整天可以挣35块钱，但不是每天都有活。”蒙说。

　　在医院当特护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能维持玮玮的生命。因为玮玮需要每2个小时翻一次身，吸一次痰，而医院离蒙华丽租的房子只有5分钟左右的步程，她能及时回来处理这一切。

　　每天早上，蒙华丽早早起来做饭，早餐通常是白米粥。之后，得换下玮玮的尿袋和清洗被玮玮的排泄物弄脏的床单，再后来，就是摘下安在玮玮喉咙上的不锈钢呼吸管，放在水里煮上半个小时杀菌消毒。给玮玮喂饭的时候，一碗小白米粥得花上2个小时。

　　蒙华丽给病人做护理的时候，中午能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下午则有两个小时，晚上只能睡在病房。“我每天都像打仗似的，在能离开监护病人的时候匆匆忙忙赶回家。”回家之后，蒙华丽得帮玮玮翻身，吸走堵在喉咙里的痰，还得按摩手脚，尤其是帮玮玮锻炼脚劲——蒙华丽总是幻想能有一天，玮玮能奇迹般地好起来。

　　“是我这当妈的没用，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小孩。”蒙华丽感到非常愧疚，每当她辨别出玮玮从呼吸管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嘶哑地说“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去上学”时，蒙华丽总是泪流满面。

　　如今的玮玮只能躺在床上，瘦骨嶙峋。他身上盖着一条毛毯，喉咙插着呼吸管，目光无助。

　　2006年元宵节早上，蒙华丽到外面找散工，主要是看医院里有没有需要特护的活。2个小时后，当她回来要给玮玮吸痰时，发现玮玮脸色发青，已经失去了知觉。

　　蒙华丽赶紧把堵在玮玮喉咙的痰吸了出来，并立即给儿子做了人工呼吸，玮玮终于缓过气来。

　　蒙华丽说，她已经意识到，玮玮可能要离她而去了。“已经停止治疗好几年，我还有什么办法？我总对自己说不要放弃，但不放弃不也等于放弃了吗？”

　　看到玮玮的病情日益加重，房东已经多次要求蒙华丽搬离他们租住的小屋。根据当地的风俗，不是自家的人死在自己家里，那是十分不吉利的。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有机构能接受玮玮捐献的器官，他还能够在别人的身体上获得重生……他虽然得了脊髓肿瘤瘫在床上，但某些器官还可能救活别人吧？”蒙华丽哭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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